加快建设质量强国，是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立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着眼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着力推动经济社会高水平质量的发展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举措，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国际国内现实意义。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质量理念也在不断演变。从词义上看，质量在物理学中是指物体所具有的一种物理属性，是物质的量度。

  一般意义上的质量多指微观层面的产品、服务和工程质量，其含义包括符合性、适用性及满意性。符合性从生产标准角度理解，意味着产品、服务和工程与设计标准的一致性，合格的产品、服务和工程具有质量可靠性；适用性是从顾客使用角度理解，指产品、服务和工程能够很好的满足一般性需求；满意性从综合绩效角度理解，即质量还可提供品牌等满意程度。质量还具有战略性，蕴含着产品、服务及工程的影响力。

  高水平发展观丰富了质量的内涵。产品、服务和工程质量是微观层面的质量，而高质量发展则体现在宏观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企业和产品等不同层面。如果说产品质量是指产品的固有特性满足需求的程度，那么宏观质量或经济发展质量则主要强调经济发展的外部性。

  一般而言，宏观质量的具体评价指标包括规模、效益、生态、就业、公平等不同的侧面。就内涵而言，高水平发展至少包括了要素投入、发展效益、成果共享三部分内容。因此，高水平质量的发展要求重新定义质量的内涵及边界，明确研究对象是“发展质量”而非“产品质量”，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质量而非单纯的制造、服务业质量。

  质量是我国实现强国目标的标志和重要推动力。内生经济稳步的增长理论认为，传统的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对经济的贡献逐步递减，而科技、知识、管理等创新要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慢慢的变大。传统生产要素和创新生产要素组合最终都要体现在产品、工程和服务的品质上。因此，产品、服务、公共治理质量达到世界级水平是中国成为强国的标志之一，质量是我国实现强国目标的重要标志。

  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相对于创新要素，质量是更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的要素。即便一个企业并未掌握最先进的技术，其依然能够最终靠较高的质量生产水平提升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增加有效供给，更好满足市场多层次的消费需求，从而对接需求和供给，释放消费需求潜力，推动经济发展。可见，质量提升是强国建设的重要推动力，且更具一般性和普遍性。

  建成现代化强国是质量提升和发展的最大的目的。强国是一个复合概念，不仅包含经济规模逐步的提升，也包括经济竞争力提高、经济效率改善，还涵盖生态环境宜居、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获得感提高等等，是一个多维度、多层面的复合概念。

  质量发展的终极目的是人的发展和福祉的增加，一种原因是以民众需求为导向，通过产业体系优化、产品服务的品质提升等方式，不断满足民众日渐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另一方面则是实现经济稳步的增长成本最小和产出效率最高，这与强国的概念在逻辑上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对应性和一致性。

  宏观层面上，质量强国主要指国民经济的整体质量和效益提升，包括增长的稳定性、发展的均衡性、环境的协调性、社会的公平性等维度。

  中观层面上，质量强国主要指产业升级和区域发展质量提升，具体包括传统优势产业升级结构优化、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和服务业质量效益特征凸显，质量竞争型产业集群形成规模，区域主体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更加合理等。

  微观层面上，质量强国主要指企业经营质量的提升，最重要的包含先进质量管理理念与方法的培育，产品、工程和服务的品质的有效提升，产品竞争力与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品牌影响力的增强，以及由此而来的个性化、多样化中高端产品供给大幅度的增加、高的附加价值和优质服务比重提高等。

  质量强国主要涵盖以下三个领域：一是在经济发展领域，质量强国战略旨在增强经济内生发展动力，提高经济发展整体质量和效益，调整优化产业体系，推动创新驱动和质量型经济发展；二是在社会进步领域，质量强国战略旨在提升社会发展质量，强化民众质量观念和意识，提升产品、工程和服务的品质，更好满足民众消费需要，进而提升民众受教育、就业、生活居住环境与出行方面的质量及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满意度；三是在政府治理领域，质量强国战略旨在推进制度建设，改善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具体包括完善市场机制，培育和促进社会中介服务组织，加强相关立法，推进质量诚信体系建设，提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推进政府转型等。

  质量强国建设有三个主要支撑：一是质量技术基础是推进质量强国建设的前提；二是产品质量管理是提高制造业竞争力的关键，也是推进质量强国建设的具体路径和表现；三是质量监管是推进质量强国建设的必要手段，主要任务在于发挥政府、企业和社会等质量主体监管作用，以加快质量法治建设、完善质量激励考核机制、建立健全质量诚信体系和质量安全风险管理体系。

  《质量强国建设纲要》明确了八个方面重点任务，是质量强国建设的重点领域和主攻方向，需要全面精准把握，统筹推进落实：一是推动经济质量效益型发展；二是增强产业质量竞争力；三是加快产品质量提档升级；四是提升建设工程品质；五是增加优质服务供给；六是增强企业质量和品牌发展能力；七是构建高水平质量基础设施；八是推进质量治理现代化。

  第一，要素供给质量不高。一是劳动供给质量低。面对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传统劳动力供应还难以适应新时代产业工人的素质要求，高等及职业教育课程设计、专业门类与企业需求匹配度较低，供给与需求出现错配。二是装备、技术供给质量低。技术装备的自动化程度还难以与智能制造发展形态趋势形成匹配，急需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升级。全球产业链的关键制高点掌控不足，关键共性技术缺失，数字化的经济虽然不断催生新模式新业态，但是底层技术和基础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严重不足。三是品牌供给质量低。多数企业品牌形象不够突出，缺乏高品质和个性化的产品，缺乏世界知名品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公司数不够多，在规模、效益、质量等方面距离世界一流企业还具有一定的差距。

  第二，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待完善。目前，我国质量基础设施仍然比较薄弱，品质衡量准则体系结构不够合理。一是质量基础设施硬件和技术能力不够，成为部分非公有制企业质量提升的瓶颈，导致质量效益不高，一直处在产业链价值链中低端，甚至还存在质量隐患。二是我国质量检验检测服务支撑力不够，质量信息化发展程度较低，认证认可有效性不足，不少核心技术存在空白，与国际领先水平差距较大，特别在国际标准制定与认证认可领域，难以掌握标准的话语权，仍然处于相对被动的状况。三是质量基础设施的体制机制有待健全，有关规定法律法规不完善，市场作用还未充分的发挥，难以适应质量发展需要。尤其在以政府主导型的标准化管理体制下，各级政府与行业、企业质量技术体系协调机制不够健全。

  第三，质量治理体系建设滞后。一是质量立法滞后于经济发展，尤其对新兴数字、平台经济和传统经济缺乏统一协调性。执法手段单一化、简单化，惩罚性制度震慑力度不足，难以对弱势消费者群体进行倾斜性保护。二是质量文化建设落后于产业高质量发展，质量意识不够深入人心，缺乏从理念、目标、制度到具体领域工作细节的全方位宣传和引导。三是质量管理的数据化面临挑战，包括数据完整性的挑战、数据质量的挑战、数据隐私的挑战。四是质量监督管理体系有待健全。当前市场监管以行政监管为主，其他社会主体参与度不足，质量安全风险管理不到位，事后监督管理模式盛行。此外，监管部门间信息壁垒、职责边界不清等问题任旧存在，造成监管资源分散，甚至会出现监管缺位、相互推诿等现象。

  第四，结构障碍与成本压力并存。一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具有典型的后发性和压缩式特征，导致我们国家的经济二元结构长期存在。在这一现实国情和发展路径下，粗放式发展理念叠加传统农业社会的人口结构及文化传统，我国工业品和服务业市场的多元化程度高，需求差异大，质量诉求分化加剧。二是随着经济提高速度放缓，要素成本攀升，加之外部环境严峻，企业经济环境不稳，提升技术工艺水平的投入压力增大。三是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提速，但对于微观主体而言，这两条转型方向及其技术路线同样面临“难”和“贵”并存的问题，在战略时机选择和决策效率等方面，不少企业要重新调整和部署。四是长期以来，我国工程师培养中质量导向不够突出，各类质量管理人才培养滞后。

  面对以上问题与障碍，我们大家可以通过比较我国“专精特新”与德国“隐形冠军”来看看我国质量强国建设与质量管理究竟面临着哪些具体方面的问题。

  我国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是指具有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的发展特征的中小企业。德国的“隐形冠军”则是指优质企业，是金字塔的顶端。这一概念由德国著名管理学家赫尔曼西蒙提出，即专注于某一行业领域做精做强，建立独具特色的品牌，做细分市场的领导者，最终成长为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优质企业。按照西蒙的评判标准，截至2019年，全球“隐形冠军”企业共计2734家，德国以1307家位居榜首，占总数的47.8%；美国、日本分别有366家、220家；中国有92家，位居第四位。

  德国政府是通过设立创新基金与创新计划、推动产学研合作等政策助力中小企业创新的，其中就包括通过创新基金和创新计划解决中小企业自有研发资金不足的问题。

  德国通过推行严格的品质衡量准则管理制度塑造“德国制造”品牌形象，助力中小企业质量提升。1917年，德国设立标准化协会，开创了第三方产品认证制度，对合格的产品颁发质量认证证书。德国至今大约已有30万个行业协会和联合会组织对制造业进行指导、监督，每年发布上千个行业标准，约90%的标准可以被欧洲及世界各国采用。

  我国对中小企业质量品牌的引导和培育较为薄弱，在《“十四五”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规划》中首次将“中小企业质量品牌提升工程”列为重点工程，开始更加重视中小企业品牌质量提升。在过往的质量品牌政策中，政策对象更多是面向所有行业、搞“一刀切”，针对性和适用性都很弱。此外，我国行业协会和联合会的作用有限，无法及时制定行业或团体标准以规范中小企业产品质量，对企业品牌建设的指导不够充分。

  德国强调产业集群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推动作用。德国政府并不直接挑选产业集群资助对象，而是通过竞争的方式使具有成长性的或已崭露头角的集群脱颖而出。这些集群以具体项目为导向，设定明确的阶段性目标和最终目标，各个参与者依据自身优势在产业链条上发挥作用。这使得企业能与供应商、消费者、大学、研究中心、职业学校，甚至是竞争对手一起工作，共同推进品牌质量建设。

  我国目前产业集群效应不明显，部分集群规模偏小，对整个产业的带动作用不够。产业集群内外部协作不顺畅，部分产业集群链条较短，只形成了形式上的空间集聚，相互间深度的协作配套合作有限，影响了有突出贡献的公司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建立起长期的利益合作机制。

  德国通过建立政策性银行、提供贷款担保、创新金融服务机制等政策，完善“隐形冠军”金融支持体系。

  当前，我国还要继续完善面向中小企业的融资服务体系。其中，在间接融资方面，“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往往难以提供大额贷款所需要的担保物或抵押物，难以获得银行中长期信贷支持。

  德国建立了完备的高等教育体系和职业教育体系，完善了两个体系之间的衔接。其独特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提升了德国技术工人的素质水平，即将课堂教学和企业实践密切结合，以企业需求为直接导向。85%参加“双元制”学习的学生在毕业后会进入中小企业，为“隐形冠军”获取技术人才提供了重要保障。

  尽管我国人社部联合其他部门已出台《关于全面实施中国特色企业新型学徒制 加强技能人才培养的指导意见》，但其中一些方面仍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待完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