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7月27号，随着《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中国开启了军事上复兴的起步；

  1978年12月，我国正式提出“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的策略，中国开启了经济上复兴的起步；

  2008年8月8号，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举行，中国开启了文化上复兴的起步。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崛起和复兴，必定是综合国力方面的觉醒和复兴，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这四个基本要素缺一不可。

  “改革开放”，即：对内改革，对外开放；要知道，在七十年代末，要实行这项措施，是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承担力。尤其是在当时的国内外环境下，要切切实实的把这个措施落实到位，更是需要很大的勇气。

  让我们把时间线年的时候，虽然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3624亿元，和1965年的1716亿元比较起来，在数据上确实是很好看的。但是，细看下来，其实很不乐观。就经济层面而言，整体上可以用“贫穷”二字来形容，不仅各行业的技术都落后了一大截，而且也没有经济发展的正确认识，这才是最为可怕的存在。

  更为重要的一个客观因素，“计划经济”慢慢的变成了社会主义阵营里，一道不可逾越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在阵营里面，没有哪个国家胆敢突破这个结界的束缚，突破这个结界，是被视为大逆不道的行为。

  客观的说，计划经济在我国五十年代的时候，确实是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往前推进和国家的发展，再实行计划经济就不合时宜了。

  1、政企不分家，尤其是政府企业的职责不分，无视市场和花钱的那群人的实际的需求，一切以自我计划为主，对国内经济的控制力达到了几乎百分百的控制。

  2、商品的生产数量都在计划之中，不管市场上的需求是多是少，死板的按照既定生产计划执行。

  3、民众购买商品需要凭票购买，哪怕你很有钱，没有票就买不到商品，严重限制了商品的流通。

  4、个人没有私有财产，所有的劳动成果都被大家均分，一来生产者丧失了生产商品的积极性，二来个人也失去了劳动积极性，吃着“大锅饭”划着水，经济往前发展的动力就没有了。

  要知道，中国是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这么大的人口基数，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哪怕是芝麻大的一点事，乘以这十几亿人口，都会被放大成一件天大的事。因此，长久的实行“计划经济”，跟着时间的推移，势必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中国人是一个宽容、善良的民族，只要“居者有其屋，耕者有其田”，能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这个社会就会保持稳定。如果不发展，不能够实现最基本的小康生活，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局面，那么，势必成天乱哄哄的，何谈发展。

  而要发展，就必须改革，改革又意味着打破既定的利益，在打破既定利益的同时，还得兼顾社会的稳定，这都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一定是要有一个有着长远战略目光的人，一个有着大能力的人，才能坐上“总规划师”这个位置。

  幸而，我们这个民族是幸福的，每当出现重大转折的关口，总会出现一个或是一批民族的脊梁，为我们这个民族的持续繁衍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和引导。

  改革需要循序渐进，操之太急就会超过老百姓的承担接受的能力，失去百姓的支持；而进度缓慢，又容易失去成效，最终无疾而终。因此，如何正确的把握着改革往前走的进度条，控制在老百姓的承受范围以内不至于引起社会的不安，同时还能让经济往前发展，把握这三者之间的平衡点事关重要。

  这三个重要的条件，直接影响着最后的结局是“成功”还是“失败”，这绝对是对一个执政者智慧和能力的双重考验，而我们经受住了这个考验。

  或许，有读者对于“改革的进度条”为何会影响到“老百姓的承担接受的能力”不太理解。如前文我所言，对内改革，势必会打破一部分既得的利益，不管是官还是民，都会受到影响。

  从五十年代开始，一直到七十年代末，国企和“破产”两个字绝对没关联，你倘若进入了一个国企，哪怕这个厂子入不敷出，一直在死亡线上挣扎，你都完全不用为生计担忧，因为国家会养着你。

  厂子就是“家”，“有厂就有家”——这个概念是现在年轻人所不能理解的，在那个年代，一个中型的国企里面，学校、银行、邮电局、商店一应俱全，完全就是一个小型的完善社区。能这么说，出生在这里的人，或许一辈子都不用走出大门，生老病死都在这个小社区里完成，都是有可能的事。

  要知道，如何打破这方面的“既得利益”，那可是个大问题，影响着成千上百万个家庭的生存，这样的一个问题倘若处理不好，一定是会产生问题的，而这一方面又是必须是要打破的。

  到此，问题就已经摆在了这里，而且还是个大问题，我们回头再来看看改革的进度条是怎么往前推进的。

  1978年12月，我国正式确定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1979年7月15号，才在广东和福建实行了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试点工作，也算是迈开了历史性的一步。

  从1979年5月开始一直到八十年代初，对于国企的改革都是比较温和的，一种原因是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一方面又让企业靠近市场经济责任制，从最初的承包制，又慢慢过渡到了股份制。

  用了近七年的时间，咱们才敢打破国企这道最大的坎，从一开始循序渐进，让民众有一个接受的过渡过程，才能把负面影响降到最低。试想一下，倘若不去掌握改革的进度条，一开始就不管不顾的宣布国企破产，那后果简直就是灾难性的、不可逆的，也是没办法承受的。

  即使是1986年宣布允许国企破产，这进度条也没有一下往前拉到底，还是给了一个缓冲期。直到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这个进度条才是到了落地的关键时期。正是因为掌握了改革往前走的进度条，我们才经受住了九十年代3000多万国企下岗职工的考验。

  客观的说，古今中外，只要涉及到“改革”总会有一大批人要“阵痛”，20世纪九十年代的国企改革中，只是整个战略的一个点，但是牵扯的面又很广。那些国营的烟酒糖茶棉布厂子，有数千万的下岗职工。

  这些人经受着改革的“阵痛”，有人适应了，下海经商拯救了自己；有人抱残守缺，一直活在阵痛的生活中；有人矛盾纠结着，走一步退两步，也就在蹉跎中蹉跎了岁月。

  这是难以改变的局面，也是不得不经历的“阵痛”，也正是走过了此阶段，我国才摆脱了计划经济时代的短视，倘若不摆脱这个短视，后面说带来的就不是一阵的痛苦了，而是长时间的、一系列的、更方面的问题，用三个字来形容，就是“乱糟糟”。

  终归还是那句话，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任何一件芝麻大的小事乘以十几亿人口，都会被放大成天大的事。

  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发展才能吃饱饭，才能实现小康生活；而要发展，就不能抱残守缺，就必须改革，改革就势必会打破各方面的既得利益，一旦掌握不住火候，就易产生很多不稳定的因素。

  归根结底下来，改革就是这么一个事：改革的进度条——老百姓的承担接受的能力——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也正因为咱们把握住了这三个平衡点，才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跨越。